余反而只有三百二十万贯。熙宁十年，朝廷岁
继续增加，折合缗钱达到七千四百二十一万六百二十贯九百三十四，但此年朝廷在陕西用兵，兼之数路再遭天灾，整编军队与军队换装速度加快，朝廷在熙宁十年的结余是净负二百万贯。熙宁十一年岁与熙宁十年相当，然各路水旱灾
不断，兼以整编禁军之花费剧增，结余亦不过二百余万贯。熙宁十二年是财政收最好的一年，岁七千八百六十四万四千九百贯三百五十七，又无大灾害，节余达到六百万贯有余。但是，臣要特别指出的是，所有这些收，还包括了自熙宁十年八月以来至今，累计发行的
钞六百五十万贯。”相当一部分
自动忽略了司马光其他的话，而是对熙宁十二年的财政状况感到欢欣鼓舞。虽然这也是大家早有耳闻的事，但即便是这些身居高位，手握重权的，除了吕惠卿等少数外，也是第一次亲耳听到司马光证实。大宋有多少年没有这么好的光景了？
”臣还想提请皇上与诸位大臣注意，因为连续大规模用兵，兼之不断发行钞，铜钱与钞大量流行于民间，今年京师的米价，官价已经达到石米一贯，市价更高。既便是去岁大熟的湖广与两浙路，米价亦已达到石米七百，几乎与仁宗对元昊用兵时的米价相当。朝廷熙宁十一年军费耗费之巨，亦有一部分原因是由于物价上涨。如若朝廷决意在西北大举用兵，便以十万之兵计，一兵当三夫转运，则至少当有四十万有赖供食。而陕西之兵，便已不止十万，臣以为一旦有事，至少须计算六十万之粮供给，便以
食二升计算，一年之支，至少需四百二十余万石。（注二）陕西虽薄有军蓄，最多亦只能勉强以当一岁之供给。而战事一兴，则不可期之骤胜，后军资，皆需由他路转运，路途遥远，耗费更多。西夏打上两年，朝廷至少要耗费一千万石以上的米——一旦如此，则物价绝不可避免。以此计算，伐灭夏国，以臣之见，朝廷至少要预备一千万贯的军费，并且要尽量希望战争在一年内结束，最多不能拖过两年。”司马光缓慢而又清晰地说出这些让几乎无法反驳的数据。所有的都明白司马光的潜台词：这场战争，一旦打起来，很可能会耗尽大宋的家底。如果能期以必胜，保证必能灭亡西夏，或者超过一千万贯的投还有价值。但是战争是没有可以打保票的，一旦失败，或者久战不定——特别后者，简直便是财政上的噩梦！
”除此之外，”司马光加强了音调，”我们最好还要祈祷上天，这两年不要再闹出什么大灾大害。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汴京每岁要从东南六路运米六百万石，而陕西还需要数（九月论坛bbs.sept5.cmm)百万石，每岁汴河能真正能运输的时间只有那几个月，汴河上的船只有限，运量亦受限制，能否同时保证陕西的军粮供应与汴京的粮食供应，这是极大的难题。而如何平抑淮浙一带的米价，更是大难题……臣愚钝，实不知伐夏之事，所得何足以偿所失？若将这一千万贯的军费，用于国内之建设，用之于学校，则可使上百万之孩童读书识字；用之于湖广开发，则朝廷不出数年，又得一大粮仓；用之于减税，则天下咸受此利！臣请陛下三思之。”司马光可谓言辞恳切。从为天下理财的角度来看，身为户部尚书的司马光，对与西夏的战争始终无法表示支持。在他与以他为代表的相当一部分士大夫看来，这种战争不仅没有意义，而且不能给民与社稷带来任何好处，是典型的忘本逐末的做法。相反，对于薛奕统率的海船水军在海外的扩张，司马光等许多大臣的态度却有了微妙的变化，相比大宋朝要向西部与北部扩张所要遇到的阻力与付出代价而言，此时宋朝海船水军在凌牙门以东的海域，轻轻松松就取得了压倒
的优势，而且，更重要的是，谋求这种优势不仅不扰民，还能带来巨大的利益。海外贸易的税收已经超过全国总税收的百分之十，便是最有说服力的说辞。
司马光已经隐约意识到，与其向西，向北，还不如向南，向南。
大宋在西夏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战争，民就必须忍受物价飞涨的痛苦。一个如宋朝这样的文明国家，与其它国家打传统的大陆战争，至少在短期内，是绝不可能赢利的。打仗就是以财富换安全。但是宋朝的海船水军若要在凌牙门发动一场大规模的灭国之战，莫说汴京，但是两浙、广州的粮价，都不会受到多大的影响。输了动摇不了国家的根本，赢了国家就能享受利益，或者这样的战争，更适合大宋。
但是，标榜为汉、唐的继承者，代表着华夏的正朔，大宋的君臣们，绝大多数都不可能将自己的目光从西夏与辽国身上移开。更何况，这两个国家的存在，还代表着边境的威胁与不安全。
”卧榻之侧，岂容他酣睡？！”太祖皇帝的名言，大宋几乎是家喻户晓。忍气吞声这么久，好不容易有一个彻底扭转乾坤，一洗耻辱的时候，岂能轻易放弃？！
赵顼是为什么要变法图强？！
在皇帝赵顼的心中，还有更
的隐痛——这个伤疤尽管整个大宋只有极少数知道，也从来没有敢提起，但直到雪耻的那一天，它永远是宋朝任何一个想要有所作为的君主最耿耿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