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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强烈抨击和抵制，教俗之间的矛盾由此彻底公开化并
趋走向激烈。这一矛盾的进一步发展最终导致两个重要后果：其一，教会的威势急转直下。为了激起法国
的反教会
绪，菲利浦四世首先在舆论上对教皇展开道德方面的讨伐；随后派宫廷大臣诺加莱南下意大利，将教皇捕获并大加凌辱。尽管教皇随即被其支持者救出，但不久忧愤而死。1305年，在法王压力下，波尔多主教被任命为新教皇，称克勒芒五世，1309年，唯法王之命是从的克勒芒五世将教廷由罗马迁往法国南部的阿维农，在此后的70年间，被称为“阿维农之囚”（1309年~1378年）的教廷一直具有浓厚的法国色彩，此间教皇委派的134名阁员中，法国占113名。教廷被打上“法国制造”的烙印后，其对天主教世界的号召力已趋向虚无。从世俗国家的发展趋势来说，以维持神权一统
为己任的教廷走向衰败实属必然。其二，法国的政治结构出现新变化。在与教皇斗争的过程中，为了制造一种全民授权、全民支持的氛围，菲利浦四世于1302年在
黎圣母院召开了由神职员、世俗贵族和富裕市民代表参加的国务会议。这次会议被认为是三级会议的始祖，是法国由割据君主制转向等级君主制的标志。诚如恩格斯所言：益明显益自觉地建立民族国家的趋向，是中世纪进步的最重要杠杆之一。正是因为在欧洲较早地实现了领土统一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近代民族国家，这就为法国成长为欧洲强国奠定了十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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