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上诉
进行发问。”审判长道。
……
“现在进行举证质证，检察员和辩护、被上诉是否有新的证据需要提
。”审判长。
“没有新证据提。”双方道。
这个案子检察院和方轶都对案件的事实没有什么疑问，被上诉袁伟对犯罪的事实供认不讳。双方的争议点在量刑和法律适用上。
……
“法庭调查结束，现在进行法庭辩论。在辩论前，法庭提请控、辩双方注意，辩论应主要围绕确定罪名、量刑及其他有争议的问题进行辩论。先请上诉发言。”审判长面无表
的说道。
方轶看了一眼对面的检察员，重
戏就要开场了，现在才是本案的关键。
“现在由检察员发言。”审判长道。
“我们认为，袁伟构成诈骗罪，虽然与被害达成和解协议，但是仅赔偿了被害部分款项，并获得谅解，该等行为属于可以酌从轻处罚的况，被上诉袁伟应当被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
另外，《最高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只是对刑事诉讼相关程序进行解释，不能根据该解释第五百零五条直接对被告减轻处罚。如要在法定刑以下减轻处罚，须报最高民法院核准。
发言完毕。”男检察员道。
第章 早知今
何必当初
“被上诉袁伟可以自行辩护。”审判长道。
“我同意一审判决。”袁伟毕竟没经历过这样的事，被押上法庭时脑中一片空白。
“现在由被上诉袁伟的辩护发言。”审判长道。
“辩护认为，一审适用法律正确，量刑妥当。理由如下：
被上诉袁伟通过近亲属与被害达成退赔协议，并获得被害谅解，可以从轻处罚。
《最高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零五条规定：‘对达成和解协议的案件，民法院应当对被告从轻处罚；符合非监禁刑适用条件的，应当适用非监禁刑；判处法定最低刑仍然过重的，可以减轻处罚；综合全案认为犯罪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除刑事处罚。’
上述条款只规定‘对达成和解协议的案件’的处理，并且明确要求必须即时履行。因此，我们认为本案被上诉与被害双方已经达成和解协议，虽然未即时履行，但并不妨碍适用“当事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的规定，即可以适用上述解释的第五百零五条。
另外，根据《最高民法院、最高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
问题的解释》规定，诈骗公私财物价值3万元至0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数额巨大”。袁伟诈骗数额不足十万元。
在本省相关司法机关未对数额做相关规定的况下，从有利于被上诉袁伟出发，本案诈骗数额应当被认定为数额较大，依法应当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因此一审判决的一年六个月的刑期恰当，不存在错误。
完毕。”方轶道。
虽然他本不太认可和解协议的分期履行，但是现实中确实有些法院对此认可，本着当事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方轶将这个观点也写在了上面。
“检察员可以回应辩护的辩护意见。”审判长道。
“针对辩护的辩护，我们认为《最高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仅仅是对刑事诉讼程序方面进行的解释，不能用程序法直接代替刑法，对于减刑的适用应报最高民法院核准。
另外，虽然本省未对诈骗公私财务进行特殊规定，但是根据《最高民法院、最高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问题的解释》规定，诈骗公私财物价值可以在3万元至0万元之间调整，确定最低额。根据本案的况，我们认为不宜将最低数额调整为十万元。
从惩戒犯罪的角度出发，被上述诈骗金额应被认为数额巨大，不应被认定为数额较大。完毕。”男检察员道。
“辩护可以回应检察员的意见。”审判长道。
此时的审判长让感觉有点坐山观虎斗的感觉，辩论阶段事实上就是如此，在双方的辩论中，法官会参考双方的辩论况，综合全案对上诉的事由进行分析判断。
“针对检察员的发言，辩护的意见如下：
一、在刑事诉讼法当中确立刑事和解制度，是在程序法中嵌
了实体规范，因此刑事诉讼法虽然是程序法，但其对刑事和解制度的规定，均具有实体上的意义。
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九条明确规定，对于达成和解协议的案件，民法院可以依法对被告从宽处罚。从宽处罚的意思，可体现为从轻、减轻、免除处罚。
《最高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